全面小康：發展與公平的張力平衡--理論

　　自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來，我國一直把小康社會建設當成一個重要目標並不斷量化指標，黨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明確提出到2020年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與城鄉居民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實現“兩個”翻一番。這一決定標志著我們黨對小康社會認識更加具體，具象更加清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眾多中國人的夢想，也意味著其中的困難與問題。在這些困難與問題中，發展與公平就是兩個重要選項。

　　“小康”一詞最早出現於《詩經·大雅·民勞》中“民亦勞止，汔可小康”。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首次提出“小康社會”，並以人均收入八百美元的指標當成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三步走”戰略中的第二戰略目標，時間預定20世紀末完成。經過改革開放后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順利完成三步走戰略中的前兩步，並於1997年在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新任務。21世紀后，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的歷史新階段。

　　盡管小康社會沒有精確定義，但我們仍然可以從它與一個中國傳統概念--“大同”的比較中領略其基本內涵。在《禮記·禮運》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從比較中可以看出，小康不僅是一個經濟指數，也是一個社會指數﹔它既指人們經濟生活比較寬裕，也指社會相對和諧，百姓安居樂業。由此，全面小康至少包含三層意思：一是全社會每個地區、每個成員收入都達到小康水平﹔二是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齊頭並進，綜合發展，社會和諧﹔三是個人身心同步，平衡發展。

　　不可否定，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明顯提升，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提升，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自身面臨的困難。我國人口眾多，農村居民還佔絕大多數，地區發展不協調狀況明顯存在，收入差距也相對較大。面對這些困難，要想順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必須一如既往地重視發展，隻有在不斷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分蛋糕，才能讓每個人享受到份額較大的蛋糕。

　　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不能忘記我國的國情，我們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特殊歷史時期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這個特殊境地決定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然要打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烙印。我們不能完全用抽象的大同來比對全面小康，也不能完全用發達國家的各項指標強求全面小康，我們的全面小康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小康。這麼講並不是要降低全面小康社會的綜合指標，而是說要實事求是。其實，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並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終結目標，在此基礎上我們還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完成“三步走”中的第三步發展戰略。這進一步說明，無論我們是從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是實現現代化，都必須牢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與根本任務，一定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當成第一重要工作。

　　另外，從國際形勢看，雖然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主題，但具體情況卻又是千變萬化，由於受到金融危險影響，許多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持續低迷，近些年全球經濟發展並不景氣。不過，中國目前仍然處於較好的戰略發展機遇期，我們要利用好這個難得的戰略發展機遇期，加快自身的發展。好的時期一旦錯過，就難得再來。歷史經驗証明，關起門來搞經濟是不行的，打開門搞經濟沒有好的機遇期也是十分困難的。我們要珍惜改革開放后取得的成果，也要珍惜目前難得的戰略機遇期，做好計劃，迎頭趕上，做到又好又快發展。

　　首先，公平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社會主義社會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一切權力來源並服務於人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正表現在它尊重人民的主體地位，極大地調動和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從而能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動整個社會穩定健康發展。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就需要關心人民的生活、確保人民的權益、促進人民的發展。而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社會公平的基礎上，讓改革開放成果惠及每一個中國人民。在一切公平中，經濟公平、實現共同富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經濟是人民生存與發展的基礎。隻有經濟富裕了，人民才能更好發展，才能更好發揮自己的能力，才能以更多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國家發展過程之中。二十年前，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可以設想，在二十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十八大報告首次把城鄉居民收入的提高當成今后工作的奮斗目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兩個同步”，實現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提高“兩個提高”，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著力解決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問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其次，公平是實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光靠激情與夢想是不夠的，必須要尊重事實，尊重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從我國目前經濟發展來看，實踐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在眉睫。要實踐科學發展觀、加速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應該把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當成主攻方向，必須以改善需求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城鎮化為重點，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從我國目前產業結構狀況來看，第一、第二與第三產業分別約佔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11%、48%與40%，而像美國這樣世界經濟強國，第一、第二與第三產業分別約點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1%、20%與80%。比較証明，我國的經濟結構狀況與世界經濟強國相比有很大差距。要改變這一狀況，除了通過加強科技創新促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之外，必須改善廣大人民的需求結構。而人民的需求結構與他們的收入狀況是密切相聯的。隻有更加公平地確保了最廣大人民的收入，才可能產生有效需求﹔隻有更加公平地提高了最廣大人民的收入，才可能改善需求。從人的需求基本結構看來，生存需要是第一需求。隻有當生存需要基本滿足，人們才會進一步有交往、發展與精神需要。以現代服務業為核心的第三產業大多是與人的交往與發展需要相關的產業部門。因此，要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有效拉動國內消費需求，就需要提高農村居民和欠發達地區居民的收入，推動城鄉一體化，實現人民共同富裕。

　　再次，公平是凝聚力量、攻堅克難的重要保障。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我國在取得經濟發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時，也存在著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與不可持續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們碰到的新問題、新困難逐步增多，所觸及到的矛盾越來越深，涉及的利益越來越復雜，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10000美元的階段，容易出現“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時期既是中等收入國家向中等發達國家邁進的機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過坎的敏感期。這一階段，經濟容易失調，社會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發展容易掉進“中等收入陷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公布數據，2011年中國人均GDP5400多美元，正處於這個階段。這些問題要很好解決，就必須發揮人民的力量，集中人民的智慧，取得人民的最大共識。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民的力量是無限的﹔隻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才可能克服一切困難。而要凝聚人民的力量，就必須實現社會更加公平，取得社會最大公約數，調動社會最廣泛的積極性。隻有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帶領全國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讓每個人切身感到黨和國家的發展與自身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才可能得到來自人民的巨大力量與無窮智慧。

　　發展與公平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動力與原則，它們有矛盾，卻又是辯証統一的。目前國際上對發展與公平關系有比較深入的探討，在西方國家主要是圍繞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展開的。不少西方學者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學者都把公平與效率對立起來，認為要效率就難兼顧公平，要公平就難求發展。這些討論對我們深化公平與效率關系的認識是有積極意義的。正如西方學者所說，公平有多種，即包括機會公平、過程公平，又包括結果公平等。新自由主義學者自然是更注重機會公平、過程公平，並把它們當成是提高效率的重要前提。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事實好像也驗証了他們的觀點。但經濟危機的頻繁出現以及兩極分化帶來的社會不安因素也迫使像羅爾斯這樣思想左轉的學者重視結果公平。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提出了正義兩原則：“第一，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擁有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第二，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於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並且，依系於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羅爾斯這一思想對我們認識公平、自由與發展關系是有幫助的，但總體上他和新自由主義者一樣仍然堅持認為自由與機會公平對提高效率至關重要。近些年來，國內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也有不少討論與認識。從１９９３年中央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文件中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到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再到十八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意味著我們對公平與效率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既需要發展，也需要公平。那麼，究竟應該怎樣處理它們的關系？對此，筆者認為首先必須對它們總體關系作一說明。從理論上講，發展與公平是統一的。因為發展必然需要公平基礎，沒有公平基礎，發展就缺失動力，而且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因缺失公平導致明顯貧富分化會嚴重制約自身發展，甚至會因嚴重不公產生的社會動蕩毀滅以前的發展成果。公平也需要發展基礎。一個沒有發展的社會，是談不上真正公平的。因為它既不能提供更多生活與工作機會（機會公平），也不能提供更多成果可享（結果公平）。人們需要的不是一種空洞的公平，而是實實在在享受人的自由幸福生活的公平。而所有這一切隻能通過發展來提供。當然，發展與公平也有矛盾。因為，從特定歷史階段來看，發展中的效率需要優化資源，在這些資源中自然包括人力資源。必須清醒看到，在特定條件下，人力資源是不完全平等的，正是這種人力資源的不平等影響到不同人得到的機會、地位與財富等的不平等。換言之，一定意義上的發展是需要犧牲一定結果平等為代價的。平均主義與大鍋飯是不可能帶來社會巨大發展的。正是基於這一原因，改革開放初期我們才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分配原則的。當然，也不能完全把結果公平與發展對立起來。從根本上講，結果公平應該是發展的終結目標和良性發展的社會基礎。我們發展的最終目標是要進入人人自由、平等的共產主義社會，這是一個充分實現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於一體的理想社會。盡管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還很遙遠，但它一直是指導我們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指導思想與努力方向。從當前現實條件講，雖然我們還不能充分實現機會平等與結果平等內在統一，但絕不能因此而忽視結果平等。結果平等既是如上文所述社會主義社會本質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良性發展的社會基礎。隻有每個人都發展了，才可能真正形成一種良好的社會關系、社會環境與氛圍，最終結成一種更大的社會發展合力﹔隻有實現共同富裕了，才可能更好激發每個人進一步發展的活力與動力。

　　發展與公平是一對矛盾統一體，要正確處理它們的關系並充分發揮各自優勢，需要的是合理社會制度基礎。隻有從本質上能將機會公平、結果公平與不斷發展有效結合起來的社會制度才是真正的合理、有效制度。西方學者之所以在公平與效率爭論中出現不同觀點甚至激烈對抗，除了公平與效率之間確實存在矛盾外，更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辯護與捍衛。這兩條原則就決定資本主義制度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果平等與每個人發展過程中的公平問題。因為，社會發展中的結果平等解決不可能像羅爾斯正義原則中講的那麼簡單，它往往需要以犧牲一部份的利益與自由為代價來實現其他人的平等與發展，而這與資本主義制度中包括的個人自由至上原則是矛盾的。而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不僅影響著結果平等（因為財產可以升值，帶來更多財產），也影響著實質性的機會平等。從一般機會來說，資本主義社會似乎是平等的，因為它可以為不同人提供較為平等的生活與工作機會。但從深層次看，因掌握財富的多寡帶來的發展機會不平等決定著不同人在一般生活與工作機會上的實質性不平等。因為有更多發展機會的人會比有很少發展機會的人贏得更多社會機會。也許機會面前是平等的，但贏得機會的概率卻是不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之所以是合理制度，是因為它在社會關系中處理人的自由、平等與發展問題，它把公有制確定為解決公平與發展關系的基礎。因為是公有制，所以它能為每個人自由發展提供條件﹔因為是公有制，所以它能協調處理好每個人自由發展關系，達到社會和諧，推進整體社會關系的發展。個人自由、平等與發展是重要的，但整個社會關系的和諧與發展更重要。因為，個人自由、平等與發展是離不開他人自由、平等、發展以及整個社會關系和諧發展支撐的。無論理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分配原則，還是理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顧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原則，都必須要以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公平與發展兩大前提為基礎。離開這一根本前提，就不能准確解釋我們具體的分配制度與原則。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確立並鞏固公平與發展兩大原則的基礎上，又要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發展需要妥善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具體而言，發展原則毫不動搖，而公平問題則需要總體布置，分散實施。首先，必須保証制度公平和權利公平。有了根本制度上的公平，就有了從總體上解決公平的保障。有了權利公平特別是政治權利公平，就有了實現自身利益、尊嚴與發展的基礎。其次，在不斷強化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的基礎上有效推進結果公平。發展需要資源、環境與政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能完全通過對弱勢群體或低收入者補助的方式來實現（若十分必要，就應該補助），而必須通過提供優惠政策、創造良好環境、建立公共服務平台與提升個人素質的方式來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提倡讓每個人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來享受幸福成果，而不助長坐享其成。再次，要不斷重視與解決發展公平。在人力資源方面，人與人之間是有差別的，這些差別有的是通過暫時努力無法解決的，但也有的卻是可以通過一定努力解決的。可以解決的就要設法解決。在發展機會公平上，突出表現就是受教育程度。一個人享有的教育程度越高，以后贏得的發展機會就會越多、越好﹔反之，就會越少、越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普及人們受教育成果，讓更多人能贏得未來，而不是輸給未來。

　　當然，更加注重公平並不是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改革不可能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任務決定，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最大程度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在現代化建設中繼續走在前列，同時加大對農村、落后地區以及貧困人口的扶持力度，在增強社會整體發展活力的同時做到發展與公平的有機統一。